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重大命题非常重要，这是党和国家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定，对今后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5)笔者认为，检察一体化机制和检察机关追诉主体的角色，决定了司法化与检察制度原理不符，作为一种理想化的设计，并不现实，实际意义有限，在现代国家则是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
对讯问过程实行录音录像制度。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第17条，真正具有保障人权功能的监督事项只有两种情形，即超期羁押、延长羁押期限决定不正确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或者违法处理扣押、冻结款物的。该法第5条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43) 在刑事诉讼中，公民基本权利的最大威胁来自追诉机关, , ，包括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一）域外侦查监督多元主体模式 有别于我国侦查监督一元主体模式，域外实行的是侦查监督多元主体模式，并实行监督方式多元化。
(50)参见林钰雄：《刑事诉讼法》，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51页。检察监督侦查模式具有重大缺陷：对自行侦查的监督陷入同体监督的困局，对公安侦查的监督则存在追诉主导的局限性。[3] 审判公开的第一项内容是法庭审判的公开。
少年犯的档案不得在其后的成人诉讼中加以引用。知情权一词于是逐渐从新闻界流传到法律界再如，虽然现行《公司法》第27条大幅放宽了股东出资方式，但《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14条却规定，……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70]参见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2章。
[80特定的资源配置结果或损益状态只有在国家刻意的意志行为的操纵支配下才能达致，禁令对结果公平或实质公平的追求不仅会威胁个体的自由和独立，侵蚀个体的自由权利，压制私人的创造力，也使得竞争机制的优胜劣汰功能陷于瘫痪。若经被代理人追认（即补正瑕疵），自己代理行为仍可生效。
不意识到第二点，就难以发掘这一命题的内在机理。（参见颜厥安： 《规范、论证与行动——法认识论论文集》，第246页）。[47]在永宁县供销合作社与张建勋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指出，本案所涉买卖合同属于私法调整范围，按照‘法不禁止即为许可的原则，双方对廊房部分的买卖应属有效[48]等等。若果真如此，则行为人不免动辄得咎，陷入严重的不安定状态，日常民事交往对民事主体来说，势必犹如牢笼。
（参见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24]莱奥·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以德国民法典和民事诉讼法典为基础撰写》，庄敬华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第268页。强制可以是真诚地为了被强制者的善，甚至也可以是被强制者所寻求的。立法显然不可以使用强制手段禁止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和自我保护，[65]但若无其他要求或要素约束，难保立法不会设立这样的禁令。
但不能由此而认为公序良俗也属于禁令之列。[50]即使立法者在立法之际已将社会中的禁令一网打尽，但社会生活总是变动不居，如伴随着新的科技或社会条件而出现了一些行为类型，法律尚未就其是否禁止作出决定，例如尚未对是否禁止研究人的无性生殖进行规范，对此，就不能简单地说，这必然是允许的。
[68]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84页。[31]彭诚信：《从利益到权利——以正义为中介与内核》，《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5期。
[48]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宁民提字第10号。究竟应选取哪种路径，或以何者为参照系推导出他者，其实能反映出持论者对行为自由的充分尊重或者予以限制的态度。[67]林来梵：《法律保留的诱惑》，《法制日报》2007年6月17日，第14版。[40]参见张宗堂等：《物权法草案已经成熟》，《人民日报》2007年3月13日，第3版。禁止性行为规范在私法中虽然存在，如《物权法》第90、91条因涉及某些立法者不愿坐视的危害公益或私权的行为，而非仅处理相邻所有权的分际，即属行为人不得为的行为规范，但民法的多数禁止性规范属于无涉行为强制，只涉权利间分际的权限规范。第二，只有在法律将本应禁止的行为都规定得一览无遗的前提条件下，法不禁止即自由作为一项基本的权利推定或自由推定才是一项正义的推定原则，而我国现行法在禁止性规定的设置上存在着遗漏。
私人自治原则并未从技术层面揭示如何使自治最大化。[50]郭道晖：《论权利推定》，《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4期。
（三）原则上不适用于法定主义模式的作用领域 私法的调整方式可分为意定主义与法定主义两类，它们一起构成民法技术的典型。就其他内在道德而言，毫无疑问，规范的稳定性是自由的必要条件。
在合同不关涉第三人利益的情形下，合同仅涉及其当事人的利益，虽然从最终结果来看，当事人之间肯定会发生行动自由扩张或限缩、财产的增加或减损等损益变动，但无论是利是害，均为基于各主体的自由意思所生结果，是当事人对自己事务的安排，法律应尽量尊重。从微观层面看，它主要适用于仅涉及行为人的涉己行为、无涉第三人的合意行为等场合。
[23]亨利·马瑟：《合同法与道德》，戴孟勇、贾林娟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30]柯武刚、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韩朝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16页。就此而言，私法乃是一有助益于实现多种不同个人目的的共同工具。前者如自由创作、拾得遗失物等，但法律行为自由无疑最为重要。
如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中常设有禁止自己代理规定———行为人不得为自己代理行为，但它真正的内涵其实是无权代理。第三，禁令应具有程序性或形式性。
[45]在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诉于世光保证合同纠纷案中，法院指出，本案被告以个人身份提供对外担保，目前内地……并未禁止个人对外担保，对个人对外担保也无明确法律规定要求批准和登记。罗列人们不能做的事情并监督人们不做，比罗列人们有权做的事情并监督人们不做无权做的事，难度要小一些。
由于立法者禁令有限，而人民的创意却是无穷的，法不禁止皆自由命题就为行为人容留了无限广阔的自由空间，自由由此具有一种无所不包的特质。由于认为自由与法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因此，欲获取更大自由，则必须从压缩法的空间中去求取。
其次，强制者旨在通过限制他人的选择而成功地强迫了他们。[84]数十年来，在我国政府与人民艰苦卓绝地努力之下，在这些构成对级的范畴中应更倚重市场、个人或自由的社会共识逐渐形成并日益稳固。在现代社会，主体性思想或人的尊严观念构成了人类社会的价值基石，如何为每个社会成员容留最大的自治空间遂成为一项极端紧要与迫切的问题。二是一些行为与法律相关且为法律规范，但该行为在法律上既不能适当地被认定为合法，也不能被认定为违法，不能以禁止或允许作非此即彼式的回答，从而撤回其规范之手，放弃对该行为的法律评价，而委诸相关行为人的良心自决。
即使仅在国家提供社会服务的范围内，法不禁止（政府）即可为仍不能被奉为圭臬。如德国民法从来没有将法律行为的效力，而总是将法律行为的无效作为规范的对象。
若不违反禁令，法律行为即有效，反之则无效。第二，否定性立法比肯定性立法相对容易。
由于立法者对那些决定人活动秩序的无限多样的特 定事实，常态性地处于一种未知的状态之中，因此，他往往不知道什么行为是好的从而是必须要做的，但人类过去的经验足以表明，一些社会行为会在人们正常追求各自目的的过程中引发冲突，这些行为应被定性为不正义，须加以禁止。[69]禁令只有符合或具备此类一般属性，才有可能不对民事主体的行为自由构成过度戕害，法不禁止皆自由命题也才能真正发挥实效。